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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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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首先,美俄关系的复杂性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尽管美国与俄罗斯在很多领域存在深刻分歧,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核武器控制等问题上,两国依然在某些战略领域保持对话。例如,在核军控和全球安全等方面,美俄有共同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交流,可能只是为了讨论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并非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联手抗衡中国。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外界往往容易将这种外交互动解读为美俄之间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某种合作。 其次,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使得部分中国人士将美俄互动视为“联俄抗中”的潜在信号。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让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不仅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也在技术、贸易等方面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衡措施。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与俄罗斯在全球问题上的互动,尤其是在特朗普与普京的沟通中,可能是为了两国形成某种合作,从而共同对抗中国。 再者,中国社会对外部威胁的敏感性加剧了这一解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许多中国人更加关注外部世界的动态,特别是美国的外交举措。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美俄在某些问题上的合作,可能被中国国内的舆论解读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其他大国来抗衡中国的表现,尤其是在中国面临美国及其盟国施加的多方面压力时。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与俄罗斯的外交互动并不意味着两国将联合对抗中国,但由于中国对美俄互动的敏感解读,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一些中国观察者确实可能认为美国正在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间接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上是ChatGPT的回答) 本文配图由AI生成。

文章推介

Blog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北美欧洲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亚洲北美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