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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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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首先,美俄关系的复杂性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尽管美国与俄罗斯在很多领域存在深刻分歧,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核武器控制等问题上,两国依然在某些战略领域保持对话。例如,在核军控和全球安全等方面,美俄有共同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交流,可能只是为了讨论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并非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联手抗衡中国。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外界往往容易将这种外交互动解读为美俄之间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某种合作。 其次,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使得部分中国人士将美俄互动视为“联俄抗中”的潜在信号。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让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不仅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也在技术、贸易等方面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衡措施。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与俄罗斯在全球问题上的互动,尤其是在特朗普与普京的沟通中,可能是为了两国形成某种合作,从而共同对抗中国。 再者,中国社会对外部威胁的敏感性加剧了这一解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许多中国人更加关注外部世界的动态,特别是美国的外交举措。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美俄在某些问题上的合作,可能被中国国内的舆论解读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其他大国来抗衡中国的表现,尤其是在中国面临美国及其盟国施加的多方面压力时。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与俄罗斯的外交互动并不意味着两国将联合对抗中国,但由于中国对美俄互动的敏感解读,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一些中国观察者确实可能认为美国正在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间接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上是ChatGPT的回答) 本文配图由AI生成。

文章推介

亚洲传播学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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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Should We Combat Islamophobia?

Islamophobia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issue; it also concerns social stability,...

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传播学

觉醒者修行指南:避开启蒙雷区

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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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亚洲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