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即便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处罚力度往往远低于其违法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欧美国家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的食品安全惩罚往往只是罚款或短暂停业,这使得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升食品质量。 3.“特供”制度的存在,削弱食品安全改革的动力 “特供”食品的存在,使得权力阶层本身并不直接遭受食品安全困扰。换言之,当高层领导及其家人能够享受高质量食品时,他们推动食品安全改革的紧迫感自然下降。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特供”体系,只能忍受市场上的低标准食品。这种结构性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何破解食品安全危机? 若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官员应与普通百姓吃同样的食品,以确保他们真正关心食品安全。这不仅是政策上的公平问题,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重大考验。 2.大幅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对食品安全犯罪实行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如长期监禁、终身禁业等。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规企业不仅承担罚款,还必须支付高额赔偿给消费者。 3.加强信息透明度 一是完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应强制公开,消费者应有权查询食品生产过程、原材料来源等信息。二是独立第三方机构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参与者,以防止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勾结。 食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底线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食品安全保障,而不是被划分为“特供”和“普通”两个阶层。取消“特供”制度,让官员与百姓共享同样的食品供应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政府真正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才能修复,国家的长期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2025-03-25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2025-05-26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2025-08-01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2025-07-15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2025-04-03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