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有些认知本身就对普通人不友好。比如,过分强调个人努力,却回避结构性变化与制约;只展示少数成功案例,却忽略失败的普遍性;只要求适应规则,却不鼓励理解规则的形成。 这些认知通过考试制度、评价体系、成功叙事等方式被反复强化,最终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将现实困境归咎于自己“不够好”,而非去思考是不是这条路径本身已经变得拥挤甚至失效了? 这就是所谓的“隐形枷锁”。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悄悄限定了你的选择范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排除了某些可能性。 认知觉醒,就是你开始质疑:我一直相信的这些说法,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它们现在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我是否还在被它们牵着走? 更深度的觉醒是,你开始思考:是谁让我接受它们的?我接受这些规训后,会让谁受益?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觉醒尤为重要,因为现实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观念更新的速度。这意味着,认知更新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加速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命不好”,并非运气问题,而是认知与现实脱节;很多“上不去”,并非工作不努力,而是一直在既定轨道上反复消耗,就像一头驴子被蒙着眼睛不停地拉磨。 因此,“逆天改命”的真正起点,并非突然遇到贵人相助,也不是偶然押中一次机会,而是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体系正亟需迭代升级。 认知觉醒,并不能直接保证成功,但它至少能让你不再被动接受既定的解释,不再将规则视为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保持认知快速更新的能力,本身就是普通人最重要的底层资本。
2026-01-28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2025-09-26“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2025-07-13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2025-05-26文/唐摩崖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2025-07-22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