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调解中心
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对我们来说，调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被裁决。”某非洲国家代表在筹备会议上如是说。 2. 部分法律界与多边机构持开放态度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亚洲法律联盟等机构认为，调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谁在质疑？质疑的核心是什么？ 1. 西方主要国家态度审慎甚至抵触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对香港调解中心表现出明显警惕甚至抵触。他们担忧： 从更深层看，西方的质疑源于一个根本担忧：调解院会不会成为中国推动“平行国际秩序”的抓手？ 2. 西方学界与智库的质问...
文章推介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