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调解院
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对我们来说，调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被裁决。”某非洲国家代表在筹备会议上如是说。 2. 部分法律界与多边机构持开放态度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亚洲法律联盟等机构认为，调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谁在质疑？质疑的核心是什么？ 1. 西方主要国家态度审慎甚至抵触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对香港调解中心表现出明显警惕甚至抵触。他们担忧： 从更深层看，西方的质疑源于一个根本担忧：调解院会不会成为中国推动“平行国际秩序”的抓手？ 2. 西方学界与智库的质问...
文章推介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