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Epstein Files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文章推介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