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文章推介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