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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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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亚洲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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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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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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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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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