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台湾将灰色地带制度化、军事化,本身反映的是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警觉;但当这一安全议题被过度政治放大时,和平与交流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我们已看到以下三种潜在后果: 促和建议:共识优于对抗,对话胜于对立 面对灰色地带博弈,两岸乃至域外相关方应展现集体克制。大陆应避免采取过度容易被剪辑为“威胁性”画面的操作,也应通过第三方平台澄清其非战争性意图,反制台方“受害者叙事”的单边垄断。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亦应防止灰色地带被制度性“危机化”。若将演习、认知与政策统一纳入“胁迫响应”,则可能陷入“自我应激循环”,反而加剧地缘安全脆弱性。 我们呼吁各方重新重视“安全沟通”与“风险共识”机制的构建。在“看似和平、实则紧张”的灰色地带里,越是不清晰,越应慎用武力;越是模糊,越需强化对话。 结语:让模糊不走向误解,让克制赢得和平 灰色地带并非必然通往战争,而是战略竞争时代的一种中间态。它既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管控风险、锤炼制度弹性的试验场。关键在于:各方是否有意愿让这个地带“变亮”而不是“更灰”。 和平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在混沌中寻找节制,在博弈中坚持和平。
2025-07-12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2025-02-26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2025-08-05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2025-04-16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2025-02-15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2025-07-23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2025-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