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实力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文章推介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