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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章推介

亚洲

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北美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亚洲北美

美国民调: 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北美欧洲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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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亚洲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