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2025-02-28 3.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2025-03-22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4.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2025-05-01 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 5.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2025-06-10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的终结，而是新阶段的开始。这将是一场从“人格化象征”向“制度化治理”、从“宗教焦点”向“认同重构”的深刻过渡。...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在国际关系分析中，个体因素当然不容忽视，但若忽略国家行为的理性逻辑与战略约束，容易陷入“个体决定论”或“象征迷思”。达赖喇嘛作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其象征意义至今仍在部分外交语境中存留。然而，若将其视为当代中印关系的紧张根源，则未免以偏概全，甚至误导舆论。 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终究取决于边界管控、战略互信机制、以及大国格局演化。在分析此类问题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化的象征认知，更是建立在事实与逻辑基础上的冷静判断。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三、国际博弈延续，话语权竞争升温 西藏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长期被部分外部力量纳入“人权”与“地缘战略”话语体系。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部分西方国家可能借“合法继任权之争”重提西藏议题，打“宗教自由”与“转世正统性”牌； 中国则将强化“依法转世”框架，将宗教仪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转世仪轨再制度化。 因此，西藏将从以往的人物主导进入“话语权战争”新阶段，争夺“活佛转世”的合法性定义权。 四、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后达赖时代”同样为中国政府深化治理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提升藏传佛教内部教义解释与制度传承的可控性与延续性； 另一方面，需以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策略加强认同建设，在语言教育、宗教活动、青年政策等层面建立长效沟通机制。 若能借此窗口重塑“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关系，治理逻辑实现向协同式过渡，未来的西藏治理将有望从“被动回应”转向“结构塑造”。 结语：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文章推介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