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2026-01-30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2025-10-27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2026-03-13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2025-09-23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2026-03-05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2025-12-09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202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