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1. 台湾地区：教育与历史叙事的重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期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其教育体系、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逐步强调岛内主体性。这种“去中国化”路径在课程内容、历史叙述与文化符号的选择上有明显体现，例如重新定义关键历史事件、调整中国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强化“本土语言”的公共使用等。这种政策既是认同塑造的过程，也反映出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对外关系考量。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媒体与教育中的身份议题（2014–2020）
在2014至2020年间，香港社会在“本地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剧。部分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强调香港的历史特殊性与治理差异，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部分青年群体出现对国家认同的疏离。这种趋势虽不等同于全面“去中国化”，但在语境和符号层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再定义倾向。
3. 国际语境中的“去中国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软实力”扩展时，采取了限制性或过滤性的政策，例如暂停孔子学院合作、限制学术交流、调整大学课程中的中国研究路径等。这些措施多基于国家安全、学术独立或意识形态防范考量，反映了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制度不对称问题。
4. 认知外包与跨国话语转译
在全球传播网络中，部分学者、媒体组织与网络意见领袖在解释中国时，使用风险化、异质化的叙事策略。通过对中国政策与文化的重新编码，形成“治理威胁”或“文化他者”的印象。这类认知生产机制对舆论导向有重要影响，也成为“去中国化”得以在跨语境中传播的重要中介。
四、反向效应：“去中国化”的多重回响
“去中国化”作为认知操作，不仅影响目标地区的身份构建，也可能在区域与国际层面产生多重反馈效应：
- 内部认同张力增强：认同重构往往伴随群体认知分化，可能激化社会内部的代际矛盾、族群分裂或政治极化，进而影响治理稳定与政策一致性。
- 文化认知断裂：从中华文化中抽离的教育与话语体系可能导致青年一代在全球文化中缺乏稳定的身份锚点，造成“认同漂移”与文化虚无。
- 西方价值困境暴露：在倡导多元与包容的同时，部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采取审慎甚至排斥态度，引发对“自由与开放”话语的双重标准质疑。
- 引发中国的战略反应：面对“去中国化”趋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传播布局，试图重建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与“中国角色”的认知。
五、中国的反应：从回应到主动建构
中国在应对“去中国化”现象时，逐步从单一维权型叙事转向战略性塑造。其全球传播策略主要包括：
-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平台、外语内容生产等方式，提升中国叙事的可见度与可信度。
- 推动文化交流与符号输出：依托语言教学、影视传播、文学翻译等项目，构建多样化、非对抗性的文化输出路径。
- 深化“全球南方”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扩容、全球发展倡议等平台，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语境与认知联结。
- 探索制度型话语表达：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安全观”“海南自贸港”等理念尝试构建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制度叙事。
这些战略调整标志着中国在认知维度的政策方向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建构，既回应外部挑战，也意图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六、结语：一场认知重构的全球竞合
“去中国化”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其复杂性在于，它既包含具体政策实践，也嵌入国际结构性矛盾之中。从文化传承到制度传播，从身份认同到地缘博弈，它反映的是全球多极化背景下国家间话语权的再分配过程。
如何看待这一趋势，需要超越单一立场或道德评判，从认知安全、文化交流、传播权利与制度开放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多极竞争与全球互联的交叉地带，“去中国化”不仅是一种认知现象，也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文明协商与体系重构的前奏。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