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本书书名《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指在当今时代理解国际传播的一些新“法门”（也就是能量强大到足以打开人们脑洞的分析工具）。本书提供了认知安全、战略传播、生成式AI、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种“法门”。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我国所处的国际传播生态，就必须理解认知安全概念。目前，我国国际传播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我国符号的国际语境，这就迫切需要战略传播的理论指导。在GPT时代，生成式AI的价值对齐永远服务于特定国际利益集团，因此如何突破语言桎梏和价值观鸿沟、减缓“信息茧房”的扩大就成了新时代的重大挑战。战略理解是国际传播的起点和终点，而战略叙事则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国际传播，揭示国际传播与国际秩序、国际利益的关系。 2001年7月27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把战争环境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类，并认为认知域的重要性远超物理域和信息域。不过这里的信息域特指3C（指挥、控制和通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曾说，“在非常规战争中，物质环境上的优势仅具些许价值，除非它能转换成信息环境的优势。”这句中的“信息”就是人们今天谈论的信息。今天我国精英虽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仍不能从学理层面创造性地阐述国际传播重要性的工作机理，可见自主知识创新任重而道远。 囿于篇幅，本书仅作粗浅阐述，旨在抛砖引玉。除了本书所介绍的五种分析工具，人们还可从诸多领域和视角——譬如跨文明对话、国际冲突与和平、智能传播与计算传播、传播场——剖析国际传播的过程与机理，引领世人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传播。当创新成为潮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可能，但创新氛围需要各方合力培育。笔者相信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美欧日紧盯中国涉台传播
台湾问题不仅是两岸关系议题，也是国际舆论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研究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但各自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美国：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社会、削弱外部支持 美国对中国涉台传播的关注，已经从一般性的舆论竞争延伸到社交媒体操纵、人工智能应用和军事行动中的信息影响。 2025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专门分析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活动。报告称，中国相关行为体使用网络水军、自动化账号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网络讨论，试图围绕台积电赴美投资等争议议题制造社会分歧。报告还妄称，一些相关组织向台湾社交媒体网红提供报酬，要求其在内容中加入亲北京的信息。 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也分析了中国针对台湾的信息行动。报告称，在2024年5月和10月解放军举行的“联合利剑”演习期间，中国方面通过无人机投放传单、发布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宣传图像等方式，向台湾社会传递政治信号。 美国的关注还涉及中国如何向不同受众传播不同叙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报告指出，中国面向国际受众的宣传倾向于淡化对台动武的可能性，而面向国内受众的宣传则可能强调台湾方面的挑衅及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报告认为，这种差异值得警惕，因为它可能反映中国在为不同受众准备不同的战争叙事。 美国的核心判断是，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不仅是宣传问题，还服务于政治分化、心理施压和军事战略目标。但上述报告中的具体指控，有些来自台湾政府部门的统计和判断，有些属于美国机构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每项指控都已得到独立验证。 二、欧盟：将中国涉台信息活动纳入外国干预议题 2021年11月，欧洲议会外国干预问题特别委员会（INGE）派出代表团赴台湾，专门了解台湾应对信息操纵与外国干预的经验。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正式派团访台。 代表团总结称，台湾自2018年以来遭遇了被归因于中国大陆的多轮信息活动，相关传播试图推广北京的叙事、强化反美情绪、削弱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信任，并压制反对中国的声音。欧洲议会还将台湾视为研究中国相关信息活动的重要观察对象。 2025年，欧洲议会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执行年度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针对台湾的行动包括网络攻击和影响力活动，并呼吁欧盟加强与台湾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虚假信息和外国干预。 欧盟对外行动署也将中国列为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的重要行为体。其分析强调，中国相关活动既包括推广自身主张、扩大在全球信息空间的存在，也包括压制批评声音。欧盟据此开展信息收集、方法分析、风险揭示和政策应对。 欧盟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可能通过信息活动影响台湾社会认知、干预政治讨论，并推动有利于北京的台湾叙事。欧盟因此将涉台信息活动与外部干预、民主韧性及台海安全联系起来。 需要注意，欧洲议会的政治决议和考察报告不等同于欧盟委员会或所有成员国的统一立场；欧盟对相关活动的指控也应依据具体证据逐项判断。 三、日本：将中国涉台信息活动纳入认知战分析 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认知领域的动向”一节中，明确讨论中国对台认知领域作战。白皮书援引美国战争部门的判断称，中国将认知领域作战视为对台“压力行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在削弱台湾的抵抗意志、加深社会分裂。相关活动还包括利用信息空间传播政治叙事、影响台湾民众认知，以及突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白皮书专题栏目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军事演习的信息传播方式。该文指出，中国军方发布的演习视频曾出现被台湾方面质疑的画面；台湾方面认为这些内容具有认知战性质。研究人员认为，虚实交织的信息发布可能对台湾及国际社会形成压力，并加剧台湾内部的分歧。 可见，日本的相关研究并非完全基于自己的独立观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的战略评估和台湾方面的数据。 结语 美欧日对中国涉台传播的关注并非完全相同，但已有材料表明，这一议题正在进入三方的战略分析视野。值得重视的，不只是它们如何评价中国的涉台叙事，更是它们如何将传播活动与政治影响、地区安全及国际秩序联系起来。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国际传播学者不能只会分析国际政治，也必须能真正理解传播的基本规律，包括媒介、受众、框架、议程、认知、说服、信任、舆论、社会网络以及意义建构等。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和区域研究，都可能成为解释具体传播现象的重要知识工具。 三、全球视野与去中心化能力 国际传播研究尤其需要警惕“中心化”思维。 所谓全球视野，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能够意识到世界存在多个知识、权力和经验中心。既不能把西方经验自动视为普遍标准，也不能以任何单一国家或文明的经验解释整个世界。 真正的全球视野，是能够从不同主体的位置观察同一个传播事件，理解不同社会对安全、利益、秩序、公平和正当性的不同理解。 四、跨文化与区域研究能力 全球视野解决的是“如何看世界”，跨文化和区域研究解决的则是“能否真正看懂一个具体社会”。 国际传播中的“受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国家的历史记忆、政治制度、宗教传统、社会结构、媒体生态和文化心理，都会影响人们对同一信息的理解。 因此，语言能力固然重要，但仅仅掌握外语还不够。真正成熟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进入具体区域和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五、实证研究与证据判断能力...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二、以竞争为主要逻辑的国际政治取向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三、两个取向，其实各有一个短板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警惕国际传播新陷阱：真实信息也能被操纵
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近年来同样开始从“虚假信息”向更广泛的“外国信息操纵”研究转变。 美国国务院2024年发布《应对外国国家信息操纵框架》，将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定义为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并提出加强独立媒体、事实核查、媒体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方面的能力。这里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删除虚假信息，而是提高整个信息环境抵御操纵的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研究人员在分析与中国、俄罗斯有关的信息活动时，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内容划分为“真假”两类，而是特别关注“缺乏支持的说法”、来源关联以及这些信息是否明显服务于某种战略利益。换言之，研究对象已经从单纯的“虚构事实”，延伸到信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 一条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只是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事件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它并不一定代表整个社会；一个统计数字可能完全准确，但如果只呈现对某一结论有利的数字，而省略其背景和比较维度，也可能形成与完整事实明显不同的认知。 因此，“事实真实”与“叙事真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2024年曾强调，准确的信息对于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同时指出信息操纵不仅涉及虚假内容，也会影响公众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02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把外国信息操纵视为一种可能削弱民主制度和社会信任的跨国行为。 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真实信息如何产生非真实认知” 从欧美近年来的研究和政策实践看，国际传播中的操纵机制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制造虚假信息”转向“组织真实信息”。 其基本过程并不复杂：首先选择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其次从大量事实中选择其中一部分；然后通过特定的标题、画面、语言和情绪进行重新包装；再通过多个账号、不同平台和算法机制提高其可见度。最终，受众接触到的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是真的，但由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形成的整体印象，却可能与事件的完整背景存在明显距离。 欧盟2025年的FIMI报告已经将这种跨平台、跨账号的传播网络作为重要研究对象。2026年，EEAS进一步把人工智能纳入FIMI研究，强调AI降低了内容生产、翻译和跨语言传播的成本，使信息操纵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频率展开。...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研究西藏，不能只在书本里研究，也不能只听一方面的声音。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自己去看、去听、去比较。只有深入不同地方，接触不同人群，才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才能知道认知差异在哪里，才会理解哪些话别人听得进、听得懂。 我特别看重研韬这一点。 他是研究国际传播的，但并不是只在讲台上谈传播。他持续关注国际涉藏动态，接触与西藏有关的各界人士。他曾在欧洲学术会议上介绍西藏情况，也多次参加国内涉藏会议，承担过涉藏研究项目，向有关方面提交过若干涉藏研究报告，发表过数十篇西藏问题研究文章。 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判断。 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不同看法的地方。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判断，很难真正做好研究和传播。研韬这些年提出的一些看法，并不一定人人都赞同，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工作，深知一个道理：涉藏领域的国际传播，真正难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近年来，西藏自身越来越重视国际传播，并开始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2026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门讨论了叙事创新、技术赋能、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这说明，十三年后，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初步重视。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西藏依然密切关注。美国国会今年提出了新的涉藏法案，相关议题仍会持续进入国际舆论场。 这说明，西藏国际传播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认为，在西藏国际传播领域，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复合型人才：既能够做研究，又能够做传播；既熟悉西藏的实际情况，也洞察国际社会怎样认识西藏。 这类人才并不多。...
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文章推介
台海风险升级：核战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涉华新信号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