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4. 非器者不传:拒绝知识大锅饭 三、菩萨的四摄法:从佛经到流量密码的转化 佛陀度化众生的四大法门,实为现代KOL建立信任体系的终极攻略: 佛教四摄法 自媒体适配策略 典型案例 布施 免费干货引流+付费产品变现 财经博主定期发放“小白理财包” 爱语...
2025-02-23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2. 美国:多元题材与负面揭露 普利策奖的题材广泛,涵盖政治、社会、灾难、犯罪等,负面报道占比超过70%,如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深度调查或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报道更注重个体视角,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社会矛盾,数据呈现更生动(如使用比喻和图表)。 三、外宣策略与传播效果 1. 中国:强调发展成就与制度优势 中国外宣内容突出经济发展、脱贫成果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具体案例塑造榜样形象。耶鲁大学研究显示,中国外宣视频能显著提升全球受众对中国制度的支持度(如政治制度偏好从16%升至54%),其成功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具象化展示。 2. 美国:抽象价值观与民主叙事 美国外宣(如美国之音)侧重推广民主、自由等抽象概念,缺乏对具体成就的系统宣传,导致说服力较弱。尽管私人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全球影响力更大,但官方外宣在改变受众偏好方面效果有限。 四、文化传统与媒体角色...
2025-02-22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2025-02-20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2025-02-19【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二、文化定位的迷失:从“全民狂欢”到“阶层割裂” 春晚长期以北方文化为中心(如反复强调“吃饺子”),导致南方观众难以共鸣;同时,节目试图迎合年轻人(如植入网络热梗),却因创作者与Z世代的文化鸿沟显得笨拙。例如《寒舍不寒》强行植入广告,被吐槽“既不懂年轻人,也不尊重观众智商”。 本质问题:春晚试图成为“全民公约数”,却因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无法满足任何群体的真实需求。 2. 技术崇拜与人文空心化 近年春晚沉迷于“科技大秀”(如虚拟现实、机器人伴舞),但技术手段的堆砌反而暴露了内容的贫瘠。机器人“没穿裤子”的争议背后,是技术奇观对文化表达的僭越。相较之下,赵本山仅凭一顶破帽、一口东北腔就能引发共鸣,因其背后是真实的乡土中国。 三、观众心理的转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抛弃” 互联网时代,观众不再依赖春晚获取快乐。短视频、直播、地方台晚会提供了更垂直、更自由的娱乐体验。当春晚还在纠结“如何让全家围坐电视机前”时,年轻人早已用“倍速播放”“刷手机分屏”宣告了对传统仪式的解构。 2. 审美觉醒与反规训* ...
2025-02-19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2024年11月30日《次第花开》在香港首映,观众反响热烈,一度一票难求,现已成为香港英皇戏院中环娱乐行的驻场纪录电影,将持续上映至2025年底。澳门首映定档3月8日,将于8日和9日在澳门葡京人(英皇剧院)公映。
2025-02-16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万佳葆是新加坡《今日亚洲》杂志社社长。
2025-02-16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2025-02-26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2025-05-08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2025-03-28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2025-03-25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2025-03-14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