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洲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文章推介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