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并非最简单的军事机器人形态。履带式或轮式无人车辆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方面往往更具优势。之所以开发人形机器人，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人形结构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设计的基础设施，如楼梯、门廊或狭窄空间。对于城市战、灾害救援以及复杂地形行动而言，这种形态具有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变化 人形机器人进入战场环境测试，反映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军事领域。近年来，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所谓“智能化战争”。这一概念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技术方向：无人系统、自动化决策辅助、人工智能侦察分析以及机器人平台。 这些技术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机器系统承担高风险或高强度任务，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例如，在侦察、排雷、物资运输以及危险环境行动等领域，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讨论。国际社会长期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即是否应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作出杀伤决策。目前，多数国家在公开立场上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即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控制。 技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与其说这两台设备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军事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美国国防部已与Foundation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项目。未来，该公司计划推出MK-2型号，预计于4月发布，MK-2将在防水性、大容量电池等方面进行升级，负载能力也将提升至175磅。 Foundation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前生产5万台MK-2型号人形机器人，每年生产3万台，且希望最终将单台价格降低至2万美元以下。 未来战争的一个可能方向 人形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主流军事装备，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两台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前线环境进行测试，或许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早期信号。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把叙事入口嵌入全球共同议题。 从不平等、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痛点切入，呈现经验的“可用性”。 3.让国际合作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叙事主体。 由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以真实案例“代言”，以第三方视角建立信任。 问题二：怎样做好公共外交多元传播主体的协调和激励，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公共外交天然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具有动员性和宣传性，它会收编民间国际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建设。更有效的路径是以国际传播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作用：政府提供事实基础与公共信息，社会主体以专业身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从而自然构成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可以从三点推进： 1. 以“信息开放”而非“口径统一”作为协调的核心机制 协调并非让不同主体“齐步走”，而是要让他们获得真实、准确、可验证的数据，降低信息壁垒，使专业群体能够基于各自经验形成独立表达。当信息对称、多源验证成为基本条件，多元主体在自然状态下就形成互补，而非机械重复。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美利坚合众国是人工智能的领导者，我们的政府计划继续保持这一地位。美国拥有贯穿整个人工智能堆栈的所有组件，包括先进半导体设计、前沿算法，当然还有变革性的应用。 现在，这个堆栈所需的计算能力对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至关重要。为了保障美国的优势，特朗普政府将确保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美国建造，使用美国设计和制造的芯片。 当然，仅仅因为我们是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或需要孤军奋战。让我在这一点上明确一点：美国希望与在座的各位合作，我们希望以开放和合作的精神，共同踏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人工智能革命之路。 但要建立这种信任，我们需要能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国际监管制度，而不是扼杀它。我们需要我们的欧洲朋友，特别是以乐观而不是胆怯的态度看待这个新前沿。 现在，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并非偶然。通过保持开放的监管环境，我们鼓励美国创新者进行实验，并进行无与伦比的研发投资。 在2028年预计用于人工智能的7000亿美元（左右）中，超过一半可能会投资在美利坚合众国。 本届政府不会扼杀那些生产出一些最具突破性人工智能应用的初创企业和研究生。相反，我们的法律将为大科技公司、小科技公司和所有其他开发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随着总统最近签署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我们正在制定一项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该计划将避免过度谨慎的监管制度，同时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从这项技术及其变革性潜力中受益。 我们邀请你们的国家与我们合作，如果这个模式对你们的国家有意义，就请遵循这个模式。然而，特朗普政府对一些外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拥有国际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加紧限制的报道感到担忧。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不仅对美利坚合众国，而且对你们自己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美国各种规模的创新者都已经知道应对繁琐的国际规则是什么感觉。我们许多最具生产力的科技公司被迫应对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以及该法案在删除内容和监管所谓虚假信息方面制定的庞大规定。 当然，我们希望确保互联网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阻止捕食者在互联网上伤害儿童是一回事，而阻止一个成年人访问政府认为是虚假信息的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全球AI军备竞赛新态势：美国、中国与欧盟的布局
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2025年，美国启动了“星际之门”（Gateways to the Stars）计划，旨在促进AI在量子计算、深度学习、自动驾驶和军事智能等领域的重大突破。美国通过政府、军方、科技公司和科研机构紧密合作，进一步强化在AI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尤其注重智能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和网络安全等军民融合领域的应用。 美国的科技公司，特别是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已经在AI的重要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等技术领域，已成为美国科技巨头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AI创新与全面布 过去几年内，中国在AI领域取得了飞速的进展。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AI创新中心。中国不仅加大了AI技术的研发力度，还通过政策引导，促进AI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医疗健康、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中国的AI战略核心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应用的结合。中国科技巨头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在AI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中国的“互联网+”战略为AI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础，进一步促进了AI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AI伦理方面，中国也在推进技术治理和社会责任的建设。中国政府在推出AI技术的同时，致力于探索AI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中的合理应用，并推动与全球AI治理框架的对接。 欧盟：投资人工智能与伦理监管 与美国和中国的技术驱动型战略不同，欧盟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中，强调伦理、法律和社会责任。欧盟希望在全球AI技术竞争中，不仅依靠技术创新，更要通过伦理监管和法律框架引领全球AI发展方向。...
文章推介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