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因此，这份方案目前更多是 外交构想／谈判提案，尚处于政治斡旋阶段，而非已正式签署的和平协议。 二、28 点核心内容与简要解析 下面按已公开报导整理 28 点主要内容（部分为媒体推测或未全面公开的细节），并简要说明其潜在意义。 1.确认乌克兰主权：明文承认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2.签订全面不侵略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国家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解决过去几十年安全模糊问题。 3.防止扩张：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 4.俄-北约对话机制：建立由美国斡旋的俄-北约对话平台，处理安全问题、降级风险、未来合作。...
兰德智库：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an Emerging Model of Hybrid Warfare》，系统梳理了中共与解放军从俄乌战争中提炼的认知、策略与能力调整方向 作者（Howard Wang、Brett Zakheim）基于中方官方与半官方论述、军事学术圈分析等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并非简单照搬俄方模式，而是在理解战争动力后形成一套“混合化战争”学习路径与若干战略性机会认知。以下为本文对该报告主要观点的凝练与评述。 一、核心判断：中方视俄乌为“教科书式”的经验库，但重点是可借鉴的“机会”而非复制的战术 报告强调，中共与解放军将俄乌战争视为一场长期、分阶段、包含常规与非常规要素并行的范例。北京从中看到三类可利用机会：削弱对手联盟意志、通过非对称手段摆脱传统劣势、利用信息与经济杠杆，分化外部舆论，并降低潜在制裁的协调度与执行力度。换言之，中国更关注战略机会的制度化利用，而非单纯模拟俄罗斯的战争方式。...
如西方与中国角色互换，西方还会打压俄罗斯吗？
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五、结论 结论清晰：不会。 如果西方与中国角色完全互换，它就不再是今天的“安全共同体核心”，而是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发展型大国。站在这一位置上：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三、中西叙事差异的深层动因 这一争议的存在，也体现出中西方在国家主权观、战略文化及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乌克兰是否是棋子”不仅是事实判断问题，也涉及价值观立场和叙事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避免认知陷阱，回归理性分析 无论是“棋子论”还是“主权抵抗论”，都不能脱离对地缘现实与国家意志的深入观察。战争的发生与持续，从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操控的结果，而是复杂互动的产物。非西方舆论若要更深入理解俄乌冲突，需要警惕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在尊重乌克兰主权与批判西方霸权之间，寻求更深层的分析路径。 战争既是火药的对抗，也是认知的战场，坚持独立判断，是对和平的最大尊重。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三、真实期待：可控局势中的战略谋算 表层分歧之下，中美两国对战争的真实期待，呈现出各自的战略盘算与底线思维。 美国的战略期待在于“一石三鸟”：首先，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能力，使其未来难以再挑战欧洲安全格局；其次，通过战争强化北约团结，重塑西方联盟凝聚力；第三，也借此腾挪战略重心，为更长期的对华战略布局腾出空间。因此，美国需要战争“不被俄罗斯赢”，但也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全球危机。 中国的真实期待是“稳中求缓”：中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溃败，因为这可能打破中俄间的战略平衡，进而使中国在面对美欧压力时更趋孤立。与此同时，中国也警惕战争长期化引发全球经济和能源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发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有限支持维系俄方基本稳定，同时维持自身“和平方略”的形象和战略回旋空间。 四、未来走向：合作空间有限，竞争态势延续 短期看，中美在防止战争外溢、控制核风险等方面仍可能保持有限沟通。但中长期看，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正重塑全球力量格局。 一方面，美国将持续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主导权，并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向印太延伸；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继续拓展全球南方朋友圈，维护多边主义与地区稳定。两国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将愈加制度化、结构化，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一面折射世界格局变化的镜子。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既体现现实考量，也反映价值分歧。共同点存在于底线控制，分歧则贯穿于利益结构、角色定位与全球秩序观之中。随着战局演变和全球战略再平衡的推进，中美如何在“博弈”与“稳定”之间拿捏尺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向。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文章推介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