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2025-10-23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2025-05-07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2025-03-25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2025-03-01“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2025-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