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谈判
中美第三轮关税谈判将在哪举行？
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结语 第三轮谈判是回归主场加强对话控制，还是借助第三地继续试探性推进？地点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双方战略判断与信任态度的变化。
文章推介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