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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什么是“内容工厂”?警惕其武器化倾向

文/毕研韬 在数字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无数文章、视频、社交帖文在网络上快速涌现,塑造着公众认知。在这种背景下,“内容工厂”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种高效、批量化的内容生产模式。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升级,内容工厂的潜在武器化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概念来源与基本内涵 “内容工厂”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中较新,其概念最早来源于英文的Content Factory或Content Mill。 在中文中,“内容工厂”直译自英文,既形象又易于理解: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大量生产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其核心特征包括: 二、内容工厂的典型使用场景 商业与新媒体领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中,内容工厂模式广泛应用于企业宣传、品牌建设以及流量变现。团队通过高频发布和标准化模板,使内容覆盖广泛受众,提高曝光率。 科普、教育和信息传播:一些科普平台、教育机构或知识服务公司,也采用部分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将文章、视频或教学内容批量生成,以满足受众规模和覆盖需求。 国家安全与公共传播:在国家安全、公共舆论管理和政策宣传中,内容工厂模式可用于: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工厂更侧重于舆论管理和信息影响,其合法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争议。 三、潜在的武器化倾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化工具的普及,内容工厂的产能和覆盖能力大幅提升。高效的信息生产能力,如果被恶意利用,就可能成为舆论操控或信息攻击的工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舆论操控:利用内容工厂批量生成文章、视频或社交帖文,通过算法精准投放,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走向。 信息超载与认知干扰:高量信息充斥网络,使受众难以辨别真假信息,增加认知负担,可能导致误解、恐慌或对立情绪。 跨境传播风险:在国际舆论竞争中,经过工业化生产的内容如果针对特定群体或国家,可能被用作软实力施压或信息干预的工具。 技术依赖带来的操控性:内容工厂结合AI生成、社交算法和用户画像后,可实现极高的精准投放。若缺乏监管,这种操作容易被用于传播偏向性信息,形成舆论影响力武器化。 四、理性应对与公众素养 理解内容工厂的特征与潜在风险,有助于公众、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保持警惕: 五、结语 内容工厂是数字时代信息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其高效、批量化的特点在商业传播、科普教育及国家公共传播中都有较高应用价值。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其潜在的武器化倾向也不容忽视。从信息素养、监管机制到传播伦理,社会各界都应保持理性认识和警惕,确保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安全、规范、可控的轨道上运行。

文章推介

亚洲北美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亚洲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亚洲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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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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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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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