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外资在撤离中国吗？数据背后的真相与逻辑
“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四、统计口径：数据差异如何影响认知 围绕外资问题的认知分歧，还与统计口径密切相关。中国商务部采用“实际使用外资”指标，强调资金实际到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OECD则采用国际收支口径，将利润再投资和企业内部融资一并纳入。 这种差异会导致同一时期的数据规模与波动幅度出现明显不同。此外，经由第三地进入中国的“回流资本”，在不同统计体系中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些技术性问题在舆论传播中往往被忽略，从而放大了“数据矛盾”的印象。 五、全球背景：外资波动并非中国特例 如果将中国放入全球背景中观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当前趋势。UNCTAD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直接投资整体趋于收缩。在高利率环境下，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的动力增强，同时地缘政治因素也在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资流入的波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资本周期变化的一部分，将其简单解释为“对中国失去信心”，显然缺乏充分依据。 六、发展阶段：从“成本优势”到“结构优势”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转型关键期。过去，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是成本优势与高速增长；当前，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升级推进，传统依赖低成本制造的外资模式正在退出。 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规模、技术能力与产业配套为核心的新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外资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生产基地”转向“市场与创新节点”。这一转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波动，但从长期看，是经济成熟的体现。 七、民生传导：结构优化与现实感受的落差 需要看到的是，结构优化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民生改善。高技术产业通常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其就业吸纳能力有限；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则可能对部分群体的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的地缘政治背景。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朝关系明显升温，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所增加。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朝鲜的外交环境，使其在大国关系之间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恢复国际列车，可以被视为双方在疫情后恢复正常往来的一个象征性步骤，同时也有助于维持长期形成的政治与经济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铁路本身并不会改变东北亚战略格局，但它能够反映地区关系的温度。交通通道的开放程度，往往与政治信任和合作意愿密切相关。因此，国际列车恢复运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低强度外交信号”。 四、渐进式开放：朝鲜对外政策的延续 从更长时间尺度观察，朝鲜对外开放通常采取渐进方式。历史经验表明，其政策往往遵循“先贸易、后人员，再扩大交流”的路径。 在这一框架下，恢复国际铁路客运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步骤。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例如恢复更大规模旅游或增加航班，目前仍有不确定性。 不过，从政策节奏看，朝鲜似乎正在尝试在安全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国内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逐步恢复对外联系。这种策略既可以降低外部冲击，也有助于在必要时迅速调整政策。 五、交通信号与区域结构 交通基础设施在国际关系中往往具有象征意义。铁路、航线和港口不仅是物流通道，也反映国家之间的合作程度。 在东北亚地区，跨境铁路一直具有特殊地位。它既是经济联系的重要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政治象征意义。国际列车的恢复，说明疫情时期形成的极端封闭状态正在逐渐结束，区域互动可能重新回到较为常态化的轨道。 当然，东北亚格局的核心仍然由安全结构、大国关系和经济体系决定。单一交通事件本身难以改变这些基本变量。但它至少说明，区域关系中某些长期被压缩的交流渠道正在重新打开。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文章推介
日本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吗？
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福民公寓》有声书开播引热议
作者：飞马出版社 出处：人民报 发表时间：2025年7月28日 两年前，敝社邂逅讲述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有感于作品虽在台湾出版，却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关注，征得作者喻智官先生同意为之出了修订新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月前，有声书主播雨天女士阅读《福民公寓》后与敝社联系，她认为“《福民公寓》故事深刻，人物鲜活，对话流畅真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让更多听众听到这样一部真实、有力量的作品。”她的感受和意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旅居海外的雨天女士是上海人，专注播讲纪实文学、大陆禁书以及现代文学，由她演播讲述上海市民的故事可珠联璧合。 《福民公寓》开播后不仅吸引了大量听众，演播者与听众还即时互动交流。纵观听众的留言小议，虽只言片语，却充满真情实感，不乏切中肯綮之论，与敝社对《福民公寓》的评价相吻合，在此摘录简介，以飨读者。 一、文革经历者的认可 ——这是我读过最清楚的文革故事。从老百姓的生活讲述，一日一日，物是人非。感谢作者纪录那段灰暗的时代，雨天也功德无量，声音的传播，使这本书又（有）了更多的读者，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那段史。 ——边听思绪就给带回60年前，文革那年我12，家境就和（书中）严家差不多，天天提心吊胆…… ——太感谢作者了,把那段历史真实的[地]记录给后人，文中记述得[的]那些人和事也都有我母亲家和我周围认识(的)那些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影子。 ——幸好我们都还在，幸好作者为我们还原历史，幸好雨天的真情朗读。……里面大多数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对应。 ——感谢雨天与作者，又来让我们一起走过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小说里的很多人与事都可以在自己的过往中找到。...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