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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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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从国家治理和国际交流的角度出发,应进一步明确这类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公共职能,并以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呈现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使其回归为常规的行业监管机构。这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和社会信任,也有助于在国际语境中展现更加开放、规范的治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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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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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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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传播学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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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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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