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2025-03-28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合规性层面:交易符合开曼群岛注册地法律及港交所披露规则,未发现强制收购证据。 道德争议点:跨国资本是否需承担超越法律的责任?譬如牺牲经济利益而服从地缘政治需求。 2.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李嘉诚商业帝国覆盖52国,个人持加拿大、英国等多国通行身份,这种“超主权资本家”特征使其决策更侧重全球风险评估,而非单一国家利益。 同样出售美国战略资产的日本软银集团,因母国身份明确,舆论批评多指向商业误判而非质疑其国家忠诚度。 3. 国家利益的话语权争夺 中方视角:中国远洋运输80%依赖外籍港口,关键节点控制权变化可能触发供应链风险。 国际规则视角: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未限制外资持有港口,但美国《2021海运改革法案》已强化本土航运保护,反映战略资产“再国家化”的全球趋势。 四、超越争议的理性讨论框架...
2025-03-27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交易的完成还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2025年4月初完成。 从美方相关表述看,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要考量是现实政治和资本政治,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与民族主义叙事。 总体看,现实政治(或曰地缘政治)仍是塑造大国关系的第一因素,而“全球主义”还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2025-03-21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2025-08-05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2025-10-25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2025-05-26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202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