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亚洲北美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Share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1. 双方均应接受某种程度的 “共处模式” 是关系的一部分。
  2. 双方均应承认对方的 基本政治合法性
  3. 在特定议题领域(尤其是双方存在争议的领域),双方应努力制定共享的规则、规范、制度及其他工具,以在该领域内在一定时期(如三至五年)内创造持久的稳定共处条件。
  4. 双方在发展能力时应保持克制,不发展那些会削弱对方威慑和防御能力、从而对对方国家安全造成生存性风险的能力。
  5. 双方应认同一份关于全球政治组织原则的 共享愿景核心特征清单,至少为双方对现状的共识提供基线。
  6. 应建立相应机制和制度——包括长期个人关系、物理通信链接,以及针对危机和高风险情况的约定规范和交战规则——以提供调节或恢复稳定平衡的功能。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1. 明确美方在竞争中的目标,使用明确拒绝绝对胜利概念的表述,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2. 重建若干可信的高层沟通渠道。
  3. 改进双方危机管理实践、联系和协议。
  4. 寻求具体新协议——结合正式公开条约与非公开理解——以限制美中网络竞争。
  5. 宣布相互承认战略核威慑,并愿意放弃可能威胁对方核威慑的技术和军事学说。
  6. 在共同关心或人道主义议题上寻求适度合作项目。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1. 台湾问题:稳定台湾议题应着重于创造最大激励,使北京倾向采取渐进方式推进统一。
  2. 南海问题:结合军事升级威慑与加强多边和双边外交,以建立中期和平解决路径,并使和平解决成为默认国际程序与预期。
  3. 美中科技竞争:应管理新兴技术最具风险的方面,兼顾双方安全和竞争状态,并避免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对方科技进展。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
Related Articles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