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北京对台认知战的三个新特征
认知战的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近日发表文章《中国对台“认知战”行动手册》（Inside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Playbook Against Taiwan），作者Bram Wells。文章从灰色地带竞争、社会裂缝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所称的北京对台认知战新变化。 一、从传统信息战走向“灰色地带”认知战 FPRI认为，中国对台施压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将外交、经济、军事、网络和信息行动结合起来，在没有直接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持续施加压力。文章将这种方式放在“灰色地带”（gray zone）竞争框架下理解，并认为认知层面的行动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宣传往往试图使对方接受某种观点，而认知战更加关注对方如何形成判断、如何进行决策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如何相互理解。换言之，其作用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文章认为，中国对台相关行动与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存在一定配合关系。例如，军事活动可以制造持续的安全压力，经济议题可以引发对产业和就业的担忧，而信息传播则可能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政府政策、美国安全承诺以及两岸关系的判断。不同领域的压力叠加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和政治环境。 这一点意味着，观察台海认知竞争，不能只统计网络上的“假消息”数量，也需要观察军事活动、经济关系、政治争议和网络传播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二、更加注重利用社会裂缝 FPRI文章特别强调的第二个变化，是所谓认知战不一定需要凭空制造一个完整的虚假故事，而可以利用台湾社会已经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再通过网络传播将其放大。 文章举到的一个案例是围绕台积电和美国关系的争议。有关“美国掏空台积电”以及美国最终可能放弃台湾的说法，本身就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公共讨论中。FPRI认为，中国相关网络行动并非完全从零开始制造这种叙事，而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担忧进行放大。 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理解信息战的一个传统方式。 如果一条信息完全是虚构的，那么识别和辟谣相对容易；如果信息建立在真实事件、真实矛盾或者社会已有担忧之上，情况就复杂得多。例如，美国对台积电投资和产业政策确实已引发台湾社会讨论，美国是否会长期承担台湾安全责任也是现实存在的政治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播过程中加入夸张甚至错误的信息，其传播基础仍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 因此，文章认为，认知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能不是让台湾社会形成统一的“中国立场”，而是加剧台湾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不信任。...
台湾探索战争传播新模式：究竟要测试什么
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数字通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通信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因此，2026年汉光演习首次加入移动通信受影响的模拟情境，引发外界关注。 这一设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互联网速度下降、通信网络受到干扰，政府还能否有效发布信息？媒体还能否正常运行？民众是否会因信息不足而产生恐慌？ 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战略传播问题。战争中的信息优势，不仅意味着掌握更多信息，也意味着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下快速提供可信信息。政府如果无法及时解释发生了什么，社会空间就可能被各种未经验证的信息占据。 因此，通信韧性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它不仅涉及技术保障，也涉及信息发布机制、媒体合作模式和公众信任基础。 测试二：谁能够定义战争现实 战争传播的核心竞争之一，是对“现实”的解释权。 现代战争中，公众往往不是通过战场直接认识战争，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视频影像和政治人物讲话理解战争。 因此，冲突双方都会努力回答几个问题：谁发动了战争？谁具有合法性？谁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并非完全由军事结果决定，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汉光演习测试的其实是一种“认知环境管理能力”。它关注的不只是信息是否能够传递，而是谁能够建立更有影响力的叙事框架。 测试三：国际传播能力...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涉华新信号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 第三，海上通道因素。日本高度依赖海洋运输，台海及周边海域稳定关系到日本能源和贸易安全。 因此，日本过去几年逐渐形成一种政策叙事：台湾稳定不仅是地区问题，也是日本安全问题，但2026年白皮书弱化这一表达，具有特殊意义。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可能意识到：如果不断强调“台海危机直接关系日本安保”，容易使日本被外界视为台海问题的直接参与者，增加外交风险。 二、语言降调不等于战略后退 理解2026年白皮书，需要避免一个误区：不能因为删除“攸关日本安保”的表述，就认为日本对台湾问题降温。 事实上，日本近年来的防卫调整并未停止。 相反，日本正在持续推进西南地区防卫能力建设；导弹防御体系完善；远程打击能力建设；防卫产业强化；美日军事协同。 因此，2026年白皮书体现的不是战略方向改变，而是战略表达调整。 简单来说：军事能力建设保持强化，外交语言更加谨慎。 这是一种典型的战略风险管理。 三、对华定位发生变化：中国从“重要邻国”转向“安全挑战”...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如果9月峰会有所突破，最可能集中在经贸领域。原因很简单：经贸问题虽然复杂，但具有较强的交易属性。 此前形成的一年期关税休战安排，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窗口。随着相关措施接近到期，延长暂停期限、建立新的贸易磋商机制，将成为双方最容易展示成果的方向。 美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和飞机等产品采购； 二是中国在市场准入、贸易规则执行方面做出更多承诺； 三是在部分非敏感领域降低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延长关税暂停安排，避免新的贸易压力； 二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扩大部分产业和投资合作空间。 但需要看到，这类安排更多属于“战术性缓和”。...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1.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高战略主动权 大国竞争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式。 如果中国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优势、金融和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网络，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时间本身不是优势，但实力增长是优势。 2.降低外部干预能力 台湾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因素影响。如果过早解决，外部力量可能采取强烈反应，包括政治支持、经济措施、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一些外部干预手段的效果可能下降。 因此，战略耐心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断改变力量对比。 3.保持经济发展环境稳定 中国仍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从这一点看，台湾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固定认知：台湾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台湾社会经常被描述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台海问题经常被放入“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种长期积累的认知基础，使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显著优势。 二、大陆拥有传播资源，但资源不等于国际传播能力 从规模来看，大陆拥有非常庞大的传播资源，包括完整的媒体体系、丰富的外交资源、多语言传播平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 但是，国际传播竞争并不是比拼“谁的声音更大”。 更重要问题是：你的信息能否进入对方的信息网络？你的叙事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你的表达方式能否被对方理解？ 这些方面正是大陆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俄乌战争表明，战时北京的国际信息渠道定会悉数被西方封杀。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北京在大规模组织协调方面具有优势，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体体系的受众。 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可信度、叙事方式、文化适应能力、...
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一、CEPS究竟提出了什么？ CEPS是欧洲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之一。它提出“调整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等于建议欧盟正式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也不等于主张立即承认“两个中国”。 其主张的核心是弱化“一个中国”政策对欧盟的限制。 简单来说，CEPS认为：一方面，欧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外交框架；另一方面，不应让这一政策限制欧盟与台湾扩大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联系。 因此，“bend”更接近“调整”“减少约束”，而不是彻底改变政策。 过去，台湾问题更多被视为：两岸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 新的部分欧洲战略叙事正在将台湾重新定义为：一个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政治经济实体，与欧洲安全、技术和供应链利益相关。 这意味着台湾问题正在被重新国际化。 二、为什么欧洲部分力量开始重新关注台湾？ CEPS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欧洲对华认知变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关注关键技术安全、供应链稳定、经济安全、地缘政治竞争。...
文章推介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中国网民为何怀念美国的“良心法官”？
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