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人们会重新定义风险，重新定义敌友，重新定义安全与威胁，重新定义社会中的不同意见。
此时，“认知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安全概念，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结构。
这种结构会持续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而一旦某种认知框架成为社会主流，人们往往会主动寻找能够证明其正确性的证据，同时忽略与之相矛盾的信息。
这正是传播学所关注的“框架效应”。
任何社会都有权维护自身安全，但问题在于，安全意识与敌意意识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认知战叙事持续强化社会中的敌我划分，那么长期累积的敌意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双方不仅存在政治分歧，也存在深厚的人文联系、经济联系和历史联系。
如果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开始通过“敌我对立”的框架理解彼此，那么认知距离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种现象与“安全困境”具有某种相似性：一方认为自己是在防御，另一方却可能将其理解为敌意升级，随后双方都进一步加强防范，最终形成持续强化的循环。
这种循环未必来自谁的主观意图，却可能成为客观后果。
关于“认知战”的讨论，还有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问题：认知塑造不仅影响本社会，也会影响对手对本社会的判断。
在两岸关系中，台湾社会如何看待大陆固然重要，但大陆如何判断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样重要。
如果“认知战”概念持续被泛化使用，不断强化社会中的敌我意识，那么其影响可能超越信息传播领域，逐渐进入战略认知领域。长期来看，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负面认知和敌意可能不断累积，社会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双方相互理解的空间则相应缩小。
对于北京而言，其关注的往往不仅是台湾当下的政治态度，更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判断台湾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持续强化、难以逆转的敌对认知结构，那么对于两岸关系前景、统一可能性以及时间窗口的评估，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传播学研究表明，人们不仅根据现实采取行动，也会根据自己对未来的预期采取行动。当一方相信对立正在加深时，往往会提前调整自身策略，而这种调整又会进一步强化另一方的警惕，从而形成循环。
因此，台湾社会在讨论认知战时，除了关注外部信息影响之外，也应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认知战”不断强化敌我叙事时，是否会在无意中塑造出一种更加紧张的战略环境？
如果说认知战的本质是影响认知，那么一个值得警惕的悖论是：当人们持续强调认知战时，“认知战”叙事本身也可能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力量。其后果未必立即显现，却可能在长期累积中改变各方对未来的判断，并最终影响现实的发展方向。
六、真正的认知防御来自认知能力
一个社会最强大的认知防御体系，并不是让所有人相信同一种说法，而是让公众具备独立判断能力。
面对复杂信息环境，最重要的能力包括核查信息来源、辨识传播动机、评估证据质量、理解不同立场、保持理性思考。
如果公众能够具备这些能力，即使没有频繁的安全提醒，也能够识别大量操纵性信息。
反之，如果社会越来越依赖某种统一解释框架，那么一旦该框架出现误判，其影响范围也会同步扩大。
从长远看，提升媒介素养比强化警报更重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比强化情绪动员更重要。
认知战客观存在，台湾社会保持警觉无可厚非，但传播学告诉我们，任何安全概念都存在边际效应。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时，人们不仅需要警惕外部的信息操纵，也需要警惕概念泛化、社会疲劳以及敌意累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仅能够识别认知战，更能够避免让“认知战”本身成为新的认知陷阱。
对于台湾而言，这或许同样是一项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