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安全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文章推介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长和业绩会：李泽钜讲话的语境、要点与外部转译
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