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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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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二、一份报告背后的制度体系

如果仅把这份报告看作一次风险评估,就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欧盟已经围绕FIMI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FIMI概念框架、FIMI分析方法、FIMI事件数据库、风险监测机制、成员国协调机制、应对与威慑工具箱、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从治理逻辑看,欧盟已经完成了从概念建构到制度嵌入的转变。

在学术上,这正是典型的安全化过程。一个原本属于传播与舆论领域的问题,被重新界定为安全问题,并逐步建立起相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

三、国际传播正在进入“风险治理时代”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报告反映出的并非孤立现象。

近年来,类似趋势正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出现。

美国持续强化针对外国影响力活动的监测与评估机制;

加拿大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

澳大利亚不断完善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

G7已建立主要针对FIMI的“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RRM);

北约则将认知战、信息战与战略传播纳入整体安全框架。

这些变化表明,跨境信息流动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潜在风险来源。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在从开放交流逻辑逐步转向风险治理逻辑。

过去关注的是“信息是否能够跨境传播”;如今关注的是“跨境传播可能带来什么风险”。

这种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环境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四、从传播治理到认知治理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治理对象正在发生转移。

传统传播治理主要关注媒体、平台和内容,而FIMI框架关注的实际上是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

换言之,治理重点已经从信息本身延伸到公众认知形成过程。

在欧盟相关文件中,越来越多出现以下关键词:韧性(Resilience)、认知安全(Cognitive Security)、信息完整性(Information Integrity)、民主防御(Democratic Resilience)。

这些概念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国际社会正在尝试建立新的认知治理体系。

未来竞争不仅发生在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也越来越发生在人们如何理解世界、解释事件以及形成判断的层面。

五、对国际传播意味着什么

对国际传播实践者而言,欧盟FIMI报告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其中涉及哪些国家或案例,而是其背后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变化。

过去几十年,国际传播主要围绕信息供给展开,譬如谁能够生产更多信息、谁能够覆盖更多受众、谁能够掌握更多传播渠道。

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谁在影响认知、影响如何发生、如何识别和应对这种影响。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传播活动不再只是文化交流或信息传递,也越来越受到安全、政治与制度因素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最新FIMI报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揭示了多少新的信息操纵案例,而在于它再次表明:国际传播已经不只是传播问题,而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笔者在此提醒中国的国际传播从业者(广义的):应该认真考虑信息行为的边界了。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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