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此次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地方国际传播项目是否具备成熟的制度保障。
在开放环境下，国际化人才参与文化传播、城市传播是正常现象，但越是涉及国际传播，越需要规范化管理。
相关机构应建立：
1.规范的决策和招聘机制，确保程序公开透明；
2.完善的人员审核机制，既保障开放交流，也防范潜在风险；
3.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内容管理机制，避免因个人因素影响机构形象；
4.现代化的危机预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开放需要制度支撑。没有制度保障的开放，容易产生社会疑虑；缺乏开放意识的安全管理，也可能削弱国际交流能力。
三、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开放治理能力
敦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关注具有一定必然性。
但是眼下，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承担的不只是宣传任务，如何建设和运营，本身就承担展示中国开放形象、促进国际理解的重要功能。
国际社会评价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仅看政策条款，还会通过具体事件观察一个社会如何处理开放与风险、交流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实际上也是国家开放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只强调“走出去”，而缺乏相应的制度能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意识，就可能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甚至产生反向传播效果。
四、敦煌应成为各省国际传播建设的制度样本
下一步，调查重点不应只是回答一次招聘是否合规，更应关注地方国际传播建设中的共性问题：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究竟该如何定位和运营？国际化人才如何引进和管理？公共资源投入如何规范使用？国际传播风险如何提前评估？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予以回答。
敦煌事件对全国各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警示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能只靠热情和资源投入，更需要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国际思维。
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越来越多地方将更深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未来竞争的不只是“谁拥有传播平台”，更是谁具备成熟的开放治理能力。
敦煌事件不应成为地方国际传播探索的阻碍，而应成为推动我国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规范化、专业化的契机。
真正高水平的开放，不是简单地与世界连接，而是在连接世界的过程中具备管理复杂性的能力。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