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对于这些趋势，很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并非没有认识。 问题在于，认识到问题与推动改革是两回事。 在现有组织运行逻辑下，改革意味着不确定性，而维持现状往往意味着安全。 如果主动推动创新，尝试新的传播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或新的工作模式，一旦效果不理想，责任往往会具体落到个人身上。 相反，如果沿用既有做法，即使效果有限，因是照章办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责任风险会被组织体系分散和吸收，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 于是，一种理性的组织选择便出现了： 不改革未必有功，但通常不会有过，而一旦改革不理想，有可能会被追责。 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改革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这里所说的宣传思维，并非贬义概念，也不是针对机构、群体甚至国家的批评。...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2.内容再生产机制：大量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基于外部新闻来源（包括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进行翻译、改写与本地化重构。 3.控制结构不透明：网站注册主体、资金来源与运营链条未对公众完整披露，呈现为“独立媒体外观+外部结构背景”的组合。 4.分布式传播体系：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运作，通过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制扩散内容，而非依赖单一流量入口。 这一类结构的关键在于身份与控制关系之间存在系统性不透明或伪装设计。 二、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运作结构 从已公开研究与多国案例综合看，该类网络通常呈现出“项目化+分层代理结构”特征： 1.目标与资金层：由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或相关战略传播部门设定议题方向并提供预算支持。 2.执行与代理层：由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或外包团队负责网站搭建、多语种内容改写、SEO优化、社交媒体运营。 3.内容供给层：内容主要来自官方或准官方新闻稿、新闻聚合内容、自动化翻译与再编辑材料。 4.分发与扩散层：由网站网络+社交媒体账号矩阵组成，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传播。 这一结构的目的是：将传播行为拆解为多个独立模块，从而降低整体结构可识别性。...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二、理解传播是如何运作的 许多人认为传播就是信息传递。事实上，传播远比想象中复杂。 传播不仅包括信息发送者，还包括信息接受者，以及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传播简单理解为表达自己，但真正有效的传播，既包括表达，也包括理解。 传播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国际传播的本质，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思考，同时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思考。 只有理解传播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社会为何经常出现误解与冲突。 三、认识信息控制与信息可见性 很多人谈论信息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信息是否能够发布。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能够被看见。 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删除内容，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商业逻辑影响信息传播。 某些信息可以公开存在，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某些观点并未被禁止表达，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一旦国际传播被压缩为“压制对手声音”，策略选择往往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长期性的信誉积累、跨文化理解建设、议题设置能力提升等路径，会被短期的对抗性操作所取代。传播被理解为即时效果问题，而非结构性关系建设问题。 这种偏差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在短期内制造“可见度提升”的假象，却在中长期削弱解释权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四、外部环境的误读风险：强化刻板印象的反向效应 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压制性传播”的标签一旦形成，往往会产生反向放大效应。 原因在于，国际传播并非单向输出系统，而是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结构的互动系统。当一个行为体被认知为试图压制他者声音时，其信息本身的可信度会遭遇系统性折扣，即便其内容具有事实依据。 换句话说，传播手段的认知属性，反过来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的核心内涵。 五、结构性结论：国际传播的本质仍是解释权竞争 更准确的理解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长期竞争，而非信息流动的单向控制。 其关键不在于“让谁闭嘴”，而在于“谁的解释更具结构性说服力”，以及“谁能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起稳定的意义连接”。 把国际传播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宣传观的认知结构，同时也受到安全逻辑与对抗性传播经验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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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