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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此次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地方国际传播项目是否具备成熟的制度保障。 在开放环境下,国际化人才参与文化传播、城市传播是正常现象,但越是涉及国际传播,越需要规范化管理。 相关机构应建立: 1.规范的决策和招聘机制,确保程序公开透明; 2.完善的人员审核机制,既保障开放交流,也防范潜在风险; 3.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内容管理机制,避免因个人因素影响机构形象; 4.现代化的危机预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开放需要制度支撑。没有制度保障的开放,容易产生社会疑虑;缺乏开放意识的安全管理,也可能削弱国际交流能力。 三、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开放治理能力 敦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关注具有一定必然性。 但是眼下,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传播学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敦煌国际传播不仅需要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壁画和艺术价值,更需要解释敦煌在文明交流中的意义。 为什么印度、中亚、波斯等不同文明元素能够在敦煌交汇?为什么佛教艺术进入中国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为什么敦煌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这些问题决定了敦煌国际传播的深度。 因此,传播敦煌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文化解释能力。 二、外国传播者的价值:帮助完成文化转译 外籍传播者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定优势。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文化意义转换。 同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中的理解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中国受众看到敦煌飞天,往往能够调动历史教育和文化经验,但海外受众可能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宗教、艺术和历史逻辑。 一个熟悉海外文化环境的传播者,可能更容易发现:海外受众真正关心什么?哪些文化差异需要解释?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国传播者可以成为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

文章推介

亚洲传播学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Blog传播学

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北美欧洲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传播学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北美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亚洲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