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对华传播缺乏一个能够整合信息的结构性框架。 在实际传播环境中,关于欧盟的信息并不稀缺。然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难以在受众认知中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从传播机制看,这种“失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输入缺乏统一编码。不同来源的信息在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受众难以将其归入同一解释框架。例如,一方面是合作与开放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风险与限制的表述,这些信号在没有解释机制的情况下被同时接收,容易导致认知冲突。 其二,叙事缺乏中心节点。在国家传播中,通常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中心”,负责整合对外信息并提供解释路径。而欧盟在中国的传播中,这一中心并不明显。来自不同机构、成员国以及媒体渠道的信息并行存在,但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 其三,受众缺乏稳定参照系。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欧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其制度复杂性本身就提高了认知门槛。在缺乏持续解释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以已有认知(如具体国家形象)替代对欧盟整体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独立形象。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错位。 三、政策信号分裂:多重定位的传播效应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的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盟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同时界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在政策层面具有现实基础,但在传播层面却产生了明显的“信号分裂”。 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上,欧盟持续释放合作信号;在技术、数据与产业安全等领域,则不断强化风险与防范的叙事。例如,一方面推进经贸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审查。...
2026-05-05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五、结论 结论清晰:不会。 如果西方与中国角色完全互换,它就不再是今天的“安全共同体核心”,而是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发展型大国。站在这一位置上:
2025-08-18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2025-08-08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2025-06-20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2025-08-08——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2025-06-12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2025-05-01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202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