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信息操纵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文章推介
第十七世噶玛巴揭示佛理与传播学的同构性
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定义中国
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