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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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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你什么都信,就会永远穷下去

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文章推介

亚洲欧洲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亚洲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亚洲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亚洲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传播学

什么是“信息韭菜”

“信息韭菜”是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用来描述在信息环境中处于特定弱势状态的群体。 一、定义 “信息韭菜”是指那些在信息的接收、处理及运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缺乏对信息的甄别、分析与批判能力,从而容易被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误导、操控,进而做出不合理决策或行为的人。 二、常见行为表现 三、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