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文章推介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选择型社会的兴起：当代人的行动逻辑
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