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记者证颁发

记者证颁发

1 Articles
传播学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Presse 则由独立委员会审查颁发,政府不直接介入。 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实行类似中国的模式,由政府直接核发记者证,这些国家通常对媒体的管控更严格,如越南、朝鲜、伊朗等。在这些国家,记者证不仅是职业资格,更是采访许可的重要门槛。 总体来看,政府统一颁发记者证并非国际通行做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记者的职业身份由媒体雇佣关系或新闻行业组织认定,而非行政许可。这一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新闻管理模式,也折射出新闻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文章推介

亚洲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亚洲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大洋洲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亚洲北美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北美欧洲

Is the War in Ukraine a Proxy War?

Is your view of the Ukraine war truly your own—or was it...

亚洲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