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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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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从系统论角度看,负反馈是维持结构稳定的关键机制。负反馈并非对抗,而是纠偏装置。它使系统能够在偏差初期进行修正,而不是在偏差累积后被动调整。 因此,扩大制度化表达空间,并非情绪化诉求,而是提升信号质量的技术要求。表达空间越透明、程序越清晰,信息越有可能在早期阶段进入决策流程。 四、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应当包含三重机制。 第一,信息吸纳机制。优化多源输入结构,包括基层调研、行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与数字平台数据整合,使决策系统能够接触多维信号。 第二,专业分析机制。通过数据模型、趋势研判与风险评估,将分散表达转化为结构化信息,降低情绪噪声干扰。 第三,制度回应机制。回应并不意味着完全满足所有诉求,而是提供清晰的解释逻辑与修正路径。回应本身构成新的认知校正过程,有助于减少误解。 这三种机制共同形成完整闭环,使信息流动具备制度稳定性,而非依赖偶发事件触发。 五、社会韧性与治理成熟度 在复杂环境中,稳定不再等同于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韧性。韧性意味着在冲击条件下保持结构弹性。有效反馈系统能够降低认知双盲出现的概率,使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持续校正关系。 当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在制度化平台上表达经验,决策系统能够及时吸纳并回应信号,误判的累积将得到抑制。系统优势不在于避免问题,而在于缩短修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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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亚洲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亚洲

大宝法王:中国和西方都应重视的宗教领袖

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逐步走入更广泛视野,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宗教人物之一。 文/毕研韬 在全球宗教版图中,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位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宗教人物逐渐超越传统教派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公共视野。其中,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正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宗教人物。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他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他是谁:历史传承与当代身份的结合 “大宝法王”(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传承体系,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噶玛巴转世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制度化转世认定的体系之一,具有重要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出生于20世纪末,现常驻欧洲,大约7岁时被认定为继承者。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使其在传统宗教训练之外,也具备较强的现代知识背景与跨文化理解能力。 在当代语境中,他既是宗教传承的代表人物,也是藏传佛教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仅局限于宗教内部的传统上师,而更接近一种具有公共表达能力的宗教人物。 二、为何应重视:宗教影响力的多维展开 1.传承体系的象征意义:在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各具特色,但噶玛巴体系长期以来在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该体系的代表人物,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信众中具有稳定的影响基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仪轨与修行指导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中。 2.跨文化传播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影响力越来越依赖传播能力。相比传统宗教人物,大宝法王在语言表达、议题选择与公共沟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他能够围绕环境保护、伦理责任等议题展开讨论,使宗教理念与当代社会关切形成对接。这种能力,使其更容易进入国际公共话语空间,也为藏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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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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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亚洲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