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从工程角度看，真正的核指挥与控制系统通常采用多重加密链路与冗余机制，不太可能依赖单一、公开可监听的短波信号作为关键触发条件。因此，将UVB-76直接等同于“核末日开关”，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更具解释力的三种技术路径 在排除未经证实的极端假设后，目前较为稳健的解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军事通信信标或占频系统。持续的蜂鸣声可以用于标识某一频段已被占用，从而防止其他通信系统干扰。这在短波通信中是一种常见做法。 第二，编码信息广播节点。该电台偶尔插入的语音内容，通常为无明显语义的字母与数字组合，类似冷战时期广泛存在的“数字电台”。这类系统被认为用于向特定接收者传递加密指令。 第三，备用或冗余通信链路。在高风险环境中，军方通常会保留多种通信路径，以防主链路受损。短波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抗毁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可能被用作备份系统的一部分。 上述三种解释虽然无法完全揭示其具体用途，但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2025年的“异常”与再度关注 2025年，这一电台再次引发外界关注。监听记录显示，其语音插入频率明显上升，部分时段出现多条编码信息连续播出，甚至出现短暂中断和非标准音频。 这些变化在时间上与若干国际事件存在邻近性，例如地缘冲突升级或大国外交互动。但需要强调，这种“时间重合”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紧张时期，军事通信系统整体活跃度提升，从而反映在该电台的信号变化上。 同时，短波频段本身容易受到干扰，一些异常声音也可能来自外部信号入侵或技术性噪声，而非电台自身功能变化。...
文章推介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