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
2026年，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欧洲权威智库
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美方不断强化在印太的存在，盟友体系也进一步紧密。地区安全议题——包括台湾、南海、日韩格局——都可能成为新一轮紧张的触点。 换句话说：双方都在下“一盘大棋”，且都不愿意在关键领域退让半步。 二、欧洲视角：美中竞争是“世界结构转型”的一部分 MERICS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特点——它把中美关系放在更大的世界格局下讨论，而不是只看两国之间的互动。欧洲观察到： 所以，MERICS的结论不是“悲观”，而是“现实主义”。他们认为，2026 年的紧张不是意外，而是过去几年积累的必然结果。 三、中美关系恶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美竞争继续加剧，中国会面临哪些变化？报告反映出四个可能的影响： 1.科技与产业链的外部压力会更大 更多技术项目、设备、软件可能被纳入美国管制列表，一些企业的供应链会面临更严格审查。 简单说：买东西更难、合作更难、成本更高。 2.外贸与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 23% 的老年人（65 岁以上）选择独居，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区照护形成巨大压力。 这种迅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一方面是制度性挑战（如养老、医疗、照护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也是深刻考验。 二、移工成为劳动力常态化组成 近年来，台湾对外籍劳动力（移工）的依赖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社会照护领域。移工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台湾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常态化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应对机制，也带来福利、权益与融合新课题。如何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成为政策与公共认知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科技产业与全球战略定位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核心，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博弈强化了其关键地位。面对中美竞争、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博弈，台湾不断通过产业布局（如跨国晶圆厂）、政策调适（科技与安全协同）来回应外部压力。 这种经济-战略联动，使得台湾普通民众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转变：不再仅是一个“小岛经济体”，而是全球科技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参考文献： 相关文章：中国各地已建成国际传播中心212家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如西方与中国角色互换，西方还会打压俄罗斯吗？
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五、结论 结论清晰：不会。 如果西方与中国角色完全互换，它就不再是今天的“安全共同体核心”，而是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发展型大国。站在这一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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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