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组织
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文章推介
什么是“内容工厂”？警惕其武器化倾向
文/毕研韬 在数字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无数文章、视频、社交帖文在网络上快速涌现，塑造着公众认知。在这种背景下，“内容工厂”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种高效、批量化的内容生产模式。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升级，内容工厂的潜在武器化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概念来源与基本内涵 “内容工厂”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中较新，其概念最早来源于英文的Content Factory或Content Mill。 在中文中，“内容工厂”直译自英文，既形象又易于理解：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大量生产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其核心特征包括： 二、内容工厂的典型使用场景 商业与新媒体领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中，内容工厂模式广泛应用于企业宣传、品牌建设以及流量变现。团队通过高频发布和标准化模板，使内容覆盖广泛受众，提高曝光率。 科普、教育和信息传播：一些科普平台、教育机构或知识服务公司，也采用部分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将文章、视频或教学内容批量生成，以满足受众规模和覆盖需求。 国家安全与公共传播：在国家安全、公共舆论管理和政策宣传中，内容工厂模式可用于：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工厂更侧重于舆论管理和信息影响，其合法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争议。...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