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文章推介
中国新型大学试验：福耀科技大学会成功吗
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