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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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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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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观察中国:七个结构性焦点

中国已成为影响全球风险分布、产业重构与规则演进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在全球议程设置的视野中,中国已从“规模性存在”转化为“结构性变量”。国际社会的兴趣并非出于情绪性关注,而是源于现实层面的系统影响。无论是资本市场波动、技术链条重构,还是地缘政治平衡,中国都在多个关键节点发挥作用。若从政策讨论密度、智库研究产出、媒体报道频率与跨国企业决策逻辑等维度综合分析,可以看到七个持续性的关注焦点。 一、经济走势与增长质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增长率变化往往引发全球资本市场联动。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通常会被各国央行与投资机构引用。外界关注的不仅是GDP总量,更是房地产风险处置、地方债结构、消费恢复力度以及高端制造业升级进展。 例如,当中国年度增长率在5%左右波动时,亚洲出口型经济体与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受到连带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评估与机会判断。 二、科技能力与技术博弈 科技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变量。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是观察中国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围绕高端芯片出口限制的政策争议,涉及企业如NVIDIA,成为科技安全与产业政策交织的典型案例。 国际社会既关心中国能否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也关注全球技术体系是否会出现“分层化”或“阵营化”。技术能力的变化,直接影响供应链布局与全球产业结构。 三、外交姿态与地缘政治角色 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中的立场具有系统性影响。无论是在联合国多边框架内的投票行为,还是在金砖机制中的合作倡议,都被外界视为全球权力结构演变的信号。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周边外交动态,是长期观察的重点。 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在复杂冲突中的沟通方式与战略表达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因为大国互动的误判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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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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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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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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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