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外交—制度层面 美国在北极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嵌入。通过双边协议、投资项目、科研合作和安全安排，美国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格陵兰的影响力。此类安排既符合国际法，又降低了对北约盟友体系的冲击。换言之，美国希望的是名义主权不动、功能控制最大化。 3. 内部政治层面 格陵兰议题也是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高调表述“购买格陵兰”，可以营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使政策争议转化为政治资本。这种策略既不立即需要结果，又能长期维持议题热度。 三、去主权化趋势与长期影响 在现实运作中，格陵兰逐渐进入“名义独立、功能依附”的状态： 安全事务外包：美国在关键军事、雷达和情报设施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经济与科研依附：外资投入、科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强化美国影响。 政策与决策受制约：岛内重要议题的讨论需考虑美国战略利益。 这种“去主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自动获得主权。历史经验显示，长期依附往往固化为非对称关系，而非领土并入。即便未来格陵兰进一步依赖美国，主权名义仍极难改变，除非格陵兰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性身份重构，并在合法、公投机制下选择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关系。...
文章推介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特朗普2025年3月国会演讲：中国应关注七大信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