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文章推介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全球意义
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中国新型大学试验：福耀科技大学会成功吗
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