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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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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通过媒体与智库体系被建构和放大。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报道往往以政治权利与制度变化为核心议题,而在中国及部分全球南方媒体中,则更强调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能力。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不同的话语体系与问题意识所决定。前者倾向于将香港置于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下进行评估,后者则更侧重发展主义与国家治理能力。由此形成的,是两套并行但难以完全对接的认知结构。 五、认知分层:从单一判断走向多维评估 综合来看,国际社会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认知,正在从过去相对统一的“高度自治评价”,转向一种“分领域、多维度”的评估模式。政治层面趋于分歧甚至对立,经济与金融层面则维持一定程度的功能性共识。 这种“认知分层”意味着,未来关于香港的国际讨论,将不再依赖单一标签,而是根据不同议题(政治、经济、法治、金融)分别展开判断。这一变化本身,也标志着香港问题复杂性的上升。 结语:认知分化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这种国际认知的分化,将对香港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政治评价的分歧可能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部分国家的政策取向与企业预期;另一方面,功能层面的相对稳定,又为香港维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现实支撑。长期来看,香港的发展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分裂的国际认知结构中,维持制度运行的稳定性与经济功能的连续性,并在多重叙事之间构建一种相对可被不同主体接受的“最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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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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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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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止驻华政府人员与中国人恋爱或有性关系

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传播学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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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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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