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Welcom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help individuals recognize cognitive limitations, foster cross-boundary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e dialogue,...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n opinion article titled “America Is Dangerously Ignorant of What’s Going...
文章推介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专家提出国际传播新路径，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文/唐摩崖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