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2025-08-07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2025-04-11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2025-05-16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2025-08-18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2026-01-03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2025-02-15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202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