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政策环境变化带来挑战：跨境高净值个人全球收入申报制度实施后，2024年外资企业数据安全审查案例增长40%，但企业所得税率保持25%不变。 市场行为呈现战略调整：特斯拉推迟上海工厂扩建，辉瑞关闭苏州研发中心，而德国巴斯夫湛江基地、奥迪长春新能源工厂等百亿级项目如期推进。 这种矛盾印证了德国商会调查结论：仅12%的在华欧企计划全面撤离，多数企业采取“中国+1”的产能备份策略。 四、地缘政治驱动与技术反制形成对冲 西方“去风险”战略呈现两极化特征。 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要求受助企业削减在华投资；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2030年对华稀土依赖度降至50%以下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技术升级与制度开放应对挑战。半导体产业的进口替代率从2020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35%，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较2017年缩减71%。 这种反制在民用领域尤为明显：最新拆解报告显示iPhone 15的中国零部件占比仍达47%，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5%。 五、结论：调整加速但非系统性撤离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放缓强化了西方供应链重组意愿，但未改变基本投资逻辑。世界银行指出，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是跨国公司关键战略市场。...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1. 台湾地区：教育与历史叙事的重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期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其教育体系、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逐步强调岛内主体性。这种“去中国化”路径在课程内容、历史叙述与文化符号的选择上有明显体现，例如重新定义关键历史事件、调整中国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强化“本土语言”的公共使用等。这种政策既是认同塑造的过程，也反映出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对外关系考量。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媒体与教育中的身份议题（2014–2020） 在2014至2020年间，香港社会在“本地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剧。部分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强调香港的历史特殊性与治理差异，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部分青年群体出现对国家认同的疏离。这种趋势虽不等同于全面“去中国化”，但在语境和符号层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再定义倾向。 3. 国际语境中的“去中国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软实力”扩展时，采取了限制性或过滤性的政策，例如暂停孔子学院合作、限制学术交流、调整大学课程中的中国研究路径等。这些措施多基于国家安全、学术独立或意识形态防范考量，反映了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制度不对称问题。 4. 认知外包与跨国话语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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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